这其中，雷奇的《极寒之城》《子弹列车》更趋向于漫画风格，只是在动作上汲取了以往优秀影片的因素。而《疾速追杀》系列则充满了港片武侠味，既有张彻武侠片的阳刚和道义，也不乏楚原武侠片的绮丽和诡魅。进一步来说，斯塔赫斯基更崇尚古典形式美，想要在秩序中营造危险感。

多面形象刻画复杂人物。人物形象的复杂化呈现是优秀剧作的标志之一，随着观众审美的提高，人们期待在正剧题材中看到更多立体化的人物，以此与现实紧密联系并产生更多的共鸣与思考。《风雨送春归》对于人物的刻画深入而多面。赵达声面对纪委工作有立场、有态度，不因私情而罔顾公理，面对小舅子触犯相关规定也坚持公事公办;然而，在家庭生活中他也有着无限的柔情和愧疚，对子女事业因自己受限的愧疚，在家庭责任与党员义务之间的拉扯，在兄弟情义与公平正义中取舍。

在进入21世纪前，大量香港电影遵循着这一叙事框架。大卫·波德维尔所谓“尽皆过火，尽皆癫狂”，正是对这一时期香港电影中普遍存在的美学标签的高度概括。21世纪初，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，使个体普遍遭遇身份危机。经历过好莱坞大片洗礼的中国电影观众，也不再满足于简单、火爆的动作场面。对人性的考察和对真实性的追求，成为新世纪以来电影观众关注的焦点。《无间道》恰好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参考。影片的亮点之一，就是打破了香港电影中常见的“善/恶”二元叙事模式。“卧底”的设定，为影片呈现复杂的人性编织了一张大网。个人的英雄主义欲望，转换成对确证为“好人”的追求。“好人总有劣迹，坏人都有苦衷”的“灰度叙事”法则也由此形成。

在新海诚看来，“少女拯救世界”在电影内外都不具有宏大叙事的意味，它聚合了大量御宅文化的经典元素与性别想象，投射的是御宅文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。由此，此处的少女是被排除于现代社会主流叙事之外的角色，哪怕她们正在拯救世界，但由于御宅文化之性别想象的投射，她们只能指向某种前现代文化的历史位置，“巫女”“晴女”所代表的宗教、信仰、传说等前现代色彩，鲜明地呈现了这一点。这些拯救世界的少女身份与前现代文化的同构关系，正反映出她们被现代社会所驱逐的现状——她们在现代社会中没有自己的位置，尤其在东京等高度发展的城市中，她们作为漂泊者与闯入者存在。并且，这种被御宅文化所塑造的少女形象，呈现出对女性的物化。在《你的名字》《天气之子》里，新海诚的女主角均作为某种神力的媒介存在，她们不是一个全然完整的个体。她们的行动，显然投射了男性创作者的意志。相对而言，《铃芽之旅》中的少女形象塑造体现出新海诚在叙事上的进步。在这部电影的设定中，铃芽只是一个暂时因为与男主角的相遇而拥有“神力”的少女，她的所有选择，都出于作为一个普通人类的自由意志，而不是被社会与家庭赋予的拯救者角色所带来的人生任务。在新海诚的少女人物序列中，《铃芽之旅》中的少女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具体的“人”。她不仅充满行动力，并且这种行动力全然出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思想，而非作为“神女”的她。

她爱钱，凭她的颜值身材傍大款并不难，为什么又穷呢？

“凝视”理论研究中，劳拉·穆尔维提出电影为观众构建了一个隐秘的世界，观众作为观看的主体，电影中的形象被观众对象化成为观众的欲望客体，观众通过窥视电影世界中的秘密而产生快感。视觉凝视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，即自恋与欲望、看与被看、主动与被动以及男性化与女性化。于是，凝视理论认为电影中的女性大多数处于男性的凝视之下，女性成为窥淫的对象并丧失其自主与独立。